国家级环境应急预案首启动：30天修复天津港

天津港的那两声爆炸已经过了一个月。

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口，挂着“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标识的天津港依旧繁忙。为了给事故清理车辆留出通道，多条道路禁行，来来往往的集装箱车辆在宽阔的泰达大道上挤成了一列“火车”。

扭曲的集装箱残体和破损的门窗还会勾起人们的回忆，而在周遭的环境中，爆炸泄漏的剧毒品氰化钠则是看不到的恐惧。它们可能会循着空气、水体和土壤，不断蔓延。在潮湿空气中，这些白灰色粉末会缓慢发出剧毒、易燃的氰化氢气体；在水中，它们像盐巴一样极易溶解，继而渗入土壤甚至地下水。

这是2014年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之后，国家级环境应急预案第一次启动。700吨氰化物被确定有500吨遗留于现场，如此巨量剧毒物，这也是中国环境应急队伍遇到的罕见挑战。

上千名环境应急人员，各地驰援的环保企业，上百个监测点位，24小时捕捉氰化物的踪影。2015年9月7日，天津市环保局网站刊文：“截至目前，没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这次应急和历史上其他事件不太一样，过去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但这次事故区排放的污水没有问题，马路上的积水取样也没有问题。”同一日，环保部应急办主任田为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国家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战已历时近一个月。不过，爆炸核心区那一摊高浓度废水，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修复，仍是一场以月，甚至以年来计的持久战。

诊断

瑞海物流仓库的所在地在浅滩上填海建成，视野辽阔，空气扩散条件好，城市里难以见到的鸟儿时而成群掠过。这里距离天津市区50公里，距离入海口2.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小区600米。

2015年8月12日23：34，瑞海物流仓库的两声爆炸震碎了2公里外的橱窗，也将堆积于此的危化品抛向空中，落入沟渠和大地。污染物在气、水、土中散开，急需进行环境监测。

在爆炸后的一个多小时，天津开发区环境监测站就给出了第一组空气监测数据。在爆炸前3个月，为应对化工区偶尔的起火和小爆炸，这个只有10个人的监测站恰巧购买了一台便携式气象色谱质谱分析仪。“爆炸在我们的东侧，我们比较谨慎，从远处逐步推进监测，浓度不高，再往前走。”站长卢钢说。

爆炸后半小时，滨海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管理局塘沽监察支队到达了距爆炸点仅200米左右的核心区域。夜间，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人员在烟雾和刺鼻的气味中，戴着防毒面具安装了监测设备。

环保部也在第一时间部署了行动。13日凌晨，在部长陈吉宁的委托下，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带着环境应急人员和专家组赶赴现场。13日下午的第一场发布会上，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通报了环境应急监测的结果。

然而第一时间启动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没有带来赞誉，事故原因还在调查时，环保部门便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公司的环评报告首先被“揪出”：对于报告中“100%的公众认为项目位于北疆港区内，选址合适”的结论，周边居民回应却非如此，并表示“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

对于路面的泡沫和爆炸附近河道的死鱼，人们产生了联想。官方回应水中的氰化物均达标，鱼体内也未检出氰化物，鱼类的死亡主要是缺氧所致。

人们仍有质疑，环保组织用试纸检测出氰化物。虽然检出不代表超标，但以“与官方不符”为标题的媒体文章被传开。还有人在微信群里抱怨：“如果没有毒，专家能不能把这条鱼吃了，或者把泡沫的水喝下去？”

“政府说话没人信。”数次出现在发布会上的天津市环保局总工包景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无奈。

驰援

核心区的污水被判断氰化物最高超标800倍。诊断之后，“受伤”的环境要赶紧治疗，同时，环境监测仍需进行，环境应急的队伍不断增大。

在天津的环保部门之后，天津的环保企业接到了调令。在爆炸后的第二日凌晨，位于塘沽的鑫宇环保公司运来了应急的水处理集装箱。“惨不忍睹。”公司负责人张德强不愿意再回忆当时场景。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也同时接到市环保局任务，出动二十多辆罐车，每天往返运输30到40趟，将废水拉出。

具有应急经验的湖南力合科技公司则是主动请缨，开来了三辆监测车，协助检测水体里的氰化物。“和保税区环境监测站联系时，他们正在做污水取样监测，水样太多根本忙不过来，他们特别高兴，正好需要我们帮忙。”该公司天津区域经理李冬柏说。

气、水要24小时连续监测，土的监测也要展开，诊断急需大量人手。

数百名监测人员从全国各地赶来。8月16日中午，河北省环境监测人员是第一家到达的外援。之后，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的各地监测人员聚集在爆炸区周围，每隔2小时对外发布一次监测数据。

坏消息是，雨也来了。

8月18日上午，天津滨海新区开始下雨，爆炸核心区的空洞形成了近一万平方米的大水坑，对于氰化物的恐惧随着路面的白色泡沫而蔓延。

为了防止污染外泄，现场的排海口、市政管网早已全部被封堵。8月1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第一次到达现场，叮嘱在雨水到来之前要严防死守，不能让一滴废水泄漏。18日晚上，陈吉宁第二次来到天津，主要关心的正是含氰污水的处理。十年前，震惊全国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这位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以国家环保总局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这一次被委以治水重任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军教授。8月19日，还在北京的王凯军在电话里提出了治理的建议。次日上午，王凯军又接到应急指挥部的电话，被告知“立即来现场”。

治水

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王凯军和清华的专家组直接从学校赶到了天津。

污水处理的指挥部设在天津港保税区扩展区污水处理厂的二楼，一幅地图挂在墙上：以爆炸点为中心，3公里为半径的区域被画入了一个大圈，事故点、监测点和沟渠湖面，被一一标出。在这张地图上，有三个重要节点：污水处理厂、一号泵站和东排明渠。

—污水处理厂位于爆炸点东南方，在8月13日下午就接到了处理事故废水任务，但从处理量和处理方法上，这家爆炸之前处理当地生活生产的污水处理厂并不能胜任。

—一号泵站距离核心区最近，雨水在这里汇集。爆炸后，外排的明渠被隔离出了三个水坑，坑内的水检测达到排放要求时，才会进入下一个坑。但目前现场的集装箱处理设施并不能将污水处理达到排放要求，只能在水坑和集装箱里循环处理。

—东排明渠自北向南，继而自西向东，像是一把横贯于天津港的倒L形卡尺，刚好卡住了爆炸点，距离爆炸点最近的300米处，渠水氰化物含量被发现超标。其余地方没有污染。超标渠水被筑坝截住，排海口现被闸门关紧。

这三个节点均是污水入海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王凯军被应急指挥部安排了两个任务，改良现场已有的移动处理工艺、给污水处理厂设计加强版的破氰设施。“单纯的氰化物处理并不是很复杂，电镀废水就有很多的氰化物。”王凯军说，“但是现场的情况太复杂，生活污水等有机污染都混在下水道里。”

一号泵站已使用次氯酸钠氧化法来破氰，可浓度迟迟不达要求。现场化验条件有限，水样被送回了北京。

王凯军从北京邀请了中持依迪亚环境监测分析公司前往天津，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通宵实验后，难题终于破解。给污水处理厂的实验方案也被调试出来，第二波企业接到调令，从外地赴津。

“很紧张，非常紧张。”新大陆环保公司董事长陈健犹记得接到应急指挥部电话时的气氛。在污水处理厂，添加臭氧、活性炭等工艺被确定为加强版的破氰关键步骤，用于处理核心区大坑的污水。

“这不是洗衣机、空调，这是特种设备啊，公司没有存货。”当天晚上，陈健将准备给客户的货从福州发向天津，带着员工从公司赶赴天津，住在距离爆炸区2公里的酒店，酒店走廊里堆积着破碎的窗框，有的房间还不能住人。

产生臭氧的原料—液化空气公司的液氧储罐也被紧急调到污水处理厂。陈健记得，爆炸之后污水处理厂的安全意识明显增强，要求储罐和变电站的距离一定要达到20米。据液化空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瑞龙介绍，公司不仅提供了液氧储罐，还应天津市安监局的要求，派出HSE（健康、安全、环境）经理和工厂经理，协助辨识且安全、正确地处理散落在爆炸区域的约50个气体钢瓶，确保不会产生其他危险。

自嘲为水处理“门外汉”的方元也在这几日赶到。艾盟科技公司技术总监方元的特长是“均匀地混合粉末”。如同让芝麻糊在水里和得更均匀，这个方法被用于在污水中投加活性炭。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时，专家从网上找到了我。逼得无奈时，蒙出了这个方案。”方元其实是应急专家的“老朋友”。2005年，他临时设计的方案中，活性炭还需要人工扛着麻袋投加。此后，他的产品逐渐成熟，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2014年兰州水污染都参与了应急。

为了做好最后的预防，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成都调来应急处理设施，驻守于东排明渠。他们的特长是去除污水中悬浮物。“专家好似医生，我们只是方子中的一味药。”副总经理钟晓红说。

这时，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聚集着上千名环境应急人员。

排水

8月28日，在安装完毕的自家设施旁，和其他应急人员一样，陈健已显得较为轻松。“控制住了，没那么严重，但还存在风险，就怕老天来一场大雨。”

在这晴朗的一周里，一号泵站改良后的工艺终于能将污水处理达标，污水处理厂外的加强版破氰装置也已安装完毕，等待来水。

不过，指挥部早已获知，新一轮的强降雨又要来了，被临时封堵的排水系统若不及时疏导，则会带来新的问题—洪涝。“堵-治-疏”，“水战”进入了第三阶段。

8月29日，周六。连续多日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泰达环境监测站站长卢钢正准备在家度过爆炸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日，但却接到了排水通知，吃完午饭他又匆匆赶到现场。

东排明渠是重要的泄洪点。可排水并非放开闸门那么简单，针对氰化物，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低于排放标准一个数量级方可排海。8月29日，在陪同国务院应急办副巡视员陈胜前来东排明渠视察时，环保部应急办主任田为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希望大家放心，现在氰化物的浓度远低于标准要求的浓度了。”

顶着黑眼圈的卢钢已经不记得第一次排水是何时。但他记得第一次排水时，监测人员沿着东排明渠监测了14个点位，全部达到要求的浓度。8月29日的这次排海之前，也沿渠监测了7个点位。

渠水并非开闸就能哗哗流走。8月29日为农历七月十六，因为潮汐，刚开始渠水很难下排，卢钢饿着肚子在水闸边守到夜里9点。

8月31日，天津港下了一天的中雨，下午四点，核心区外围的马路已有多处积水，来往的车辆从水中趟过，卷起阵阵水花。在东排明渠的闸门，氰化物处理达标的污水汩汩排出，环能德美技术中心经理王吉白感觉“汹涌得略似黄河”。

这一夜，田为勇一宿未眠。“没有问题，很顺畅，一号泵站和东排明渠顶住了考验。”第二日早上，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水战终告一段落。9月2日，天津港迎来了雨后的“阅兵蓝”。在区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前来应急处理污水的企业被告知，外围废水已经基本处理完毕。

预防

9月7日，爆炸后的第27天。田为勇回到了北京，他所管辖的应急办的一半同事，以及一百余名全国各地的监测人员还留在现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还需要调查评估环境影响。

核心区大水坑已经进入加强版的污水处理厂处置。据田为勇介绍，大坑周边设置了28口不同深度的地下水观测井，目前没有观察到影响。

废弃物处理和土壤修复则更待时日。在距离核心区4公里的海铁一路，变形的集装箱被暂时集中运送于此，无法修理的集装箱将拉到钢厂回炉改造。同在海铁一路，能存放2.4万方污土的存放池也已被建设好。

据在现场的环保部固废专家称，土壤污染尚停留于评估方案的制定阶段，可能得到10月份才能完成评估工作。天津市环保局的消息称，污染场地被划分为危险化学品、污染土壤等8类，将分类清理处置。

截至9月8日，遇难人数已升至162人。滨海新区政府网站公布了受损房屋的回购计划。事故遗址将建设成海港生态公园，开始向市民征求意见。

可环境修复要花费多少钱，好像暂时并没有太多人关心。准备卖给客户的上百万元设施临时被拉过来，受访的企业老板们还来不及谈价钱，有的表示愿意捐赠，有的表示“已经记了个账”。

“这次事件，投入的环境应急处置费用较高。”一位参与事故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的专家说。

该专家介绍，对于类似的问题，国外实施高风险行业环境责任信托基金、环境责任保险等财务担保制度，企业每年缴纳一定费用，用以防范环境风险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处置、损害赔偿。但在我国，类似的环境责任基金制度尚未建立，环境责任保险范围过窄，没有涵盖环境应急处置与后期环境治理修复费用。

而且，由于缺乏事故发生前的环境基线调查数据，事故发生后环境监测指标与范围不够及时全面，在评估过程中，给环境影响或环境损害的确认带来一定困难。

不过，同样是爆炸引起的水污染，此次环境应急的参与者，总是不由得将天津港爆炸与十年前的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作对比。那场爆炸引发了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吉化爆炸引发了松花江硝基苯污染，损失和影响都放大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环境部门疏忽，没经验。十年间我们有了很多经验教训，环保部和地方反应及时，所以这次事件才没有变成环境事件。”一位不愿具名的应急专家称。

十年来，环境应急显得更加从容。但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依然不是田为勇想看到的。他认为，我国的应急管理已进入新的阶段，要以风险防控为核心，进入常态化管理。“预防在前，准备在前，防控在前，出事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处置的工作也大大减轻了。”

不过，目前危化品的预防工作依然很匮乏，天津的环保组织绿领深有感触。虽然第一时间赶到了爆炸现场，但面对太专业的环境监测和修复，环保组织帮不上忙。一通研究后发现，天津有上百家的危险品企业，但人们并不清楚他们在哪儿。于是，他们想推开危化品监管的“门”，制作一张地图，名字就叫“让你看见危险化学品”。